政治制度决定论是错误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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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，当我们谈论国家政治时，谈的往往是：单一制还是联邦制、总统制还是国会制、左翼或者右翼政党执政、各种群各地区的选票分布等等。总之就是国家是什么样子、什么性质等问题。

这种思维方式发源于西方。在讨论政治问题时，西方人从一开始就研究“国家应该是什么样子？”“什么样子的国家更好？”等问题。古希腊人把国家分为一人独裁的、贵族制的和民主制的，分别对应着一人统治、少数人统治、多数人统治。然后对比分析，研究来研究去。

回想一下中国历史，会发现在政治观念上，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西方人有很大不同。在古代中国，人们好像从来不考虑“国家是什么样子”“国家应该是什么样子”等问题。在中国古人看来，皇权之下的等级官僚制，是国家应有的样子。难道国家还可能是什么别的样子么？

对我们中国人来说，国家政治的核心问题从来不是“国家应该是什么政体”，而是，“他们把国家治理得怎么样”。所以，我们关于政治的核心词，不是“少数”“多数”等等，而是“治”“乱”“天下太平”“天下大乱”等等。

很多人可能认为，我们中国人对政治的研究太粗浅太简陋了，还是古希腊人水平高。不过，现在风头好像变了。或许，我们中国人的政治观念更高明、更准确把握了政治的关键。

关注“国家应该是什么样子、什么性质”的结果就是，认为只要国家建立起某种性质的政体，随后就会实现繁荣富裕。从苏东剧变到颜色革命，我们看到很多国家的民众，在国家政体——也就是国家的样子、性质——发生剧变时，高兴地欢呼雀跃。他们认为，只要国家有了选举（或者议会、联邦制），就万事大吉了。接下来就开始享受生活了。

当然，我们知道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后来都陷入了深深的失望和幻灭。

在某些发达富裕国家，政治也陷入了左右之争。人们纷纷把自己的利益带入左右之争，然后选边站，好像只要自己支持的派别上了台，自己就能过上好日子。

在这种思维方式下，所有的政治问题都被归因于“国家政体是否正确”。左右两方，都认为自己才是正确的一方。“国家政治是否正确”成为唯一重要的标准。

当人们用这种“唯一重要的标准”看中国时，就看糊涂了。按照这种政治正确的标准，中国在很多方面很不正确。可是，“政治上很不正确”的中国，却比任何“政治正确”的国家发展得都更快更好。尤其是在扶贫问题上，中国取得了全世界最大的成就，成就之大，那些“政治正确”的国家拍马都赶不上。

对很多西方人来说，承认中国的发展成就，就只好承认自己国家才是政治上不正确。这是万万不行的。所以，他们就只好选择无视或者歪曲、贬低中国的发展成就。即使是成就卓著的扶贫减贫，也被攻击为“威权之下的”扶贫。

其实，横看成岭侧成峰，很多问题，只要切换个角度。很多非常别扭甚至完全无解的思维困局，就会豁然开朗。

在政治问题上，现在我们就需要从西方的“国家政治性质”的角度，切换到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“国家治理”角度，也就是不再纠缠“国家政体是否正确”而是转而观察和思考“他们把国家治理得怎么样”。

在美国，是否应该控枪，成为争论不休、越吵越激烈的难题。前不久，美国又发生了一起校园枪击案，二十多名学生命丧当场。支持控枪的人游行示威，要求控制枪支。

而反对控枪、支持拥枪的人则拿出一个数据。具体数字我忘了，意思是美国每年有大量的“案件”，数量很大，超出人们的想象，在犯罪现场，当受害者拿出自卫的枪支时，凶徒罪犯就停止犯罪、知难而退了。拥枪派说：禁止公民拥有枪支，固然能避免校园枪击案，却会让多很多倍的犯罪能得逞，会有更多人因此无法自卫和受害。

拥枪派的数据是可靠的，来自真实的调查。听上去，这种拥枪的理由，很充分，很难反驳。事实上，之所以关于枪支的问题在美国多年争论不休，就是因为双方的理由都很充分，政府因此难以抉择，只好维持现状，得过且过。

这种争论，和“民主-专制”“左翼-右翼”“留欧-脱欧”等争论类似，都是在争论哪种“状态”更好，显然就是上述那种西方固有的政治思维方式。

如果我们把思考的角度切换到“国家治理”，就会意识到，问题其实在于：为什么美国人需要靠枪支来自我保护？为什么警察不能保护人们的安全？为什么国家不能维持良好的社会治安，让人们根本就无须掏出枪来？

美国枪支问题的根源，其实在于美国治理水平的下降。美国建国以来一直都允许公民持有枪支。是否应该拥枪，很长时间内并不是争论的焦点。在很大程度上，枪支问题成为社会焦点，是和美国治理能力的下降同步的。在很多地方，国家无法提供安全的环境，以至于人们要携带枪支保护自己。这就要求政府允许人们合法拥有枪支。可是这样一来，又会因此发生枪支案。根源问题不解决，纠缠于是否应该拥枪，是不得要领的。

国家政体是什么样子，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，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，是总统制还是国会制，是左翼政党执政还是右翼政党执政，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，更不是唯一重要的。民主国家中，有治理得好的，也有治理得很糟糕的。同样，总统制还是国会制，单一制还是联邦制，左翼还是右翼，都分别有治理良好的、治理平庸的、治理糟糕的。

那种认为建立了某种政治制度，国家自然而然就会变好的想法，很幼稚很天真。政治制度决定论是错误的。无论什么制度，都可能把国家治理好，也可能治理不好。“他们把国家治理得怎么样”，才是最重要的问题。

而这，正是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紧紧抓住的政治核心词。

实际上，近年来，政治学在这方面已经有所觉悟。政治学家提出了强调国家治理的理论，也就是“治理理论”。和西方传统的关注国家政体的理论相比，治理理论主要有三点不同。

一、治理理论强调解决具体的公共政策问题，也就是怎样把社会治理好，而不是只关注宏观的、中央层面的政体类问题。以扶贫问题为例，绝不是左翼政党上台，贫困问题就会自动得到解决。无论左翼、右翼，都要找到适宜的“撸起袖子加油干”的办法，才能真正成功扶贫。

二、治理理论认为，政治并不仅仅属于政治人——总统、议员、省长、县长等等，而是属于所有人。把国家治理好，是核心目标，所有人在其中都有作用和意义。这也是我国一贯的思维方式，在我国人民的观念中，政府和其他社会集团携手解决问题，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。那种政府和社会对立，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，对我国人民来说，很陌生很奇怪。

三、在国家和地方治理中，权威都不可缺少。这种权威，不见得是一定来自国家权力。诚实能干的企业家，在带领村民脱贫致富上，能发挥一般人发挥不了的作用。真心实意为村民着想的驻村扶贫工作队，也会在村民心中成为值得尊敬的权威。他们在治理中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因此，治理理论并不一味关注权力的分配和博弈，而更重视权威的形成和作用。西方的传统政治观念，关注权力及其分配，背后的思维方式是防备权力被滥用。这种防备心理有其必要性，但会因此削弱权威的形成，影响治理。

进一步深究会发现，关注权力分配和博弈的政治观念，对应着竞争型政治。实际上，竞争型的思维方式深入西方人的内心深处，从法庭上的控辩双方，到国会中的左右两翼，到各种利益集团公然对抗社会整体利益，都是竞争型政治的表现。

而因为关注重点在于治理，在于把国家、社会治理好，我们中国人更推崇合作型政治。国家和社会、政府和民间精英、政府内部、执政党内部，等等，都更强调协商，而不是面对面的激烈竞争。政治协商制度，是我国政治的鲜明特色之一。对那种基于私利的面对面竞争，我们从根本上是抱有怀疑态度的。

中国经济的飞跃发展，以及扶贫的伟大成就，都是自古以来重视国家治理的思维方式的结果。因为这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，我们没有陷入政治上的种种概念之争，没有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，拒绝接受一步到位的休克疗法。在扶贫上，同样依靠扎实的努力，而不是简单的砸钱或者政治表演。

中国的巨大成就，提醒世人，那种只关注国家政体的政治观念是片面和错误的。政治制度并不是政治的全部。任何政治制度都不会自动带来成功的治理。衡量国家政治的好坏，终究还是要看“他们把国家治理得怎么样”，而不是国家政体是否符合某种政治理念和价值观。画饼，终究不能充饥。

周鑫宇：《中国政治的细节——一个县的的减贫治理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22年6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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